中国古代历朝中多有太监专权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宋朝没有？

中国古代历朝中多有太监专权的现象，为什么唯独宋朝没有？

宋没有发生所谓宦官之祸，《宋史·宦者传序》将其原因简要地概括为：“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先就皇帝方面来说，他们对宦官既信用又抑制。其主要缘故在于前代的教训不得不吸取，而宋又推行的是所谓防弊之政。唐代后期宦官自称定策国老，呼皇帝为门生天子的往事对宋最高统治者实在是刺激太大，南汉后主刘长委政于宦官以致朝政腐败的教训更是近在眼前。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搞平衡，以使加以驾驭，是历代封建帝王为稳固其统治所一贯采用的手法。宋太祖是善于运用这一手法的能手，他对一切有可能权倾天下的政治势力以及有可能形成祸患的政治漏洞，无不“事为之防，曲之为制。”而他的后继者又表示对宋太祖所推行的防弊之政“谨当遵承，不敢逾越。”宋太祖对宦官加以信用，只不过是利用此一政治势力去制约彼一政治势力，而官自身也在被防范之列。宋太祖及其后继者抑制宦官的主要措施，可以归纳为以下5条：

一是控制宦官人数。唐太宗为了防宦官势力膨胀，把宦官总数控制在1000人以内，封建史家传为美谈。宋太祖比唐太宗要求更严，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规定宦官年龄在30岁以上，又无养父，才准许养子1人作为继嗣，并在干德四年（966）六月，开宝四年（971）七月两次下诏申严此禁，敦促“所在严加觉察，违者不赦。”

二是设立宦官阶官。唐代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唐宦者所历散官与文官同，……贵珰之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正议大夫者多有之。”而北宋则为内臣设立了独特的阶官体系，以区别于文官、武将。马端临认为，其目的在于对宦官加以歧视。他说：“祖宗立法，不以内侍溷清流，故自有阶官。” 元丰年间改革品阶制度时，有大臣“请并内侍官名易之”，宋神宗反驳道：“祖宗为此名，有深意，岂可轻议！”很清楚，所谓“深意”，就在于歧视宦官。北宋内臣阶官从较低级的贴祗候内品到较高级的东头供奉官（后改称供奉官），凡11阶。宣政使是宋太宗在漓化五年（994）八月为奖赏王继恩而特置的，其用心则在于显示宦官有别于文臣、武将。此外，昭宣使特置于淳化四年二月，以奖赏王延德等；宣庆使特置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以奖赏李神福；景福殿使特置于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以奖赏刘承规。而延福宫使则是在明道元年（1032）特置的。第二，以上内臣阶官“临时用例，取旨改转”，普通宦官与此无缘。

三是压低宦官品级。唐代初期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内侍最高官为从四品上，这常常被人们作为唐太宗压抑宦官的一项重要措施而加以称道。北宋初年，内中高品都知、押班为宦官最高官，不过是正六品；景德三年（1006）五月增设的入内内侍省都都知，号称内臣之极品，也不过是从五品，其品阶仍低于唐代初期的内侍。北宋都知、押班的月俸钱为25贯，只能同当时的县令相比较，河南洛阳县令为30贯，万户以上县令为20贯，宦官最高官虽高于后者，但低于前者。与文臣、武将相比，宦官升迁相当难。文臣、武将都有一定的升迁年限，可是宦官不能照此办理。按照北宋初年的规定，宦官要升任押班以上的官职，必须具备以下4个条件：内臣旧制须经边任五年，又带御器械五年，仍限五十岁已上及历任无赃私罪，方预选充押班等。至于宦官授官，宋真宗以前不过观察使，宋真宗以后不过节度观察留后即承宣使。到大观二年（1108）五月，童贯才成为北宋历史上第一个宦官节度使。

四是限制宦官活动。王禹偁讲，宋太祖时，宦官“或有不得已而差出外方，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后来，宋太祖不准宦官“采听他事”的旧规尽管遭到破坏，可是宦官的活动仍然受到某些限制。如元祐三年（1088）九月，明文规定：宗室不得与内臣之家为亲。理由是：
“内臣出入宫掖，若与宗室联姻，非便。”至于其原因，显然在于防止宦官与宗室串通一气，危及皇权。

五是不许宦官掌机密。这项措施尤其重要，用宋朝人的话来说，即是：“貂珰不以典机密”。此举被当时人称颂为“祖宗良法”。北宋初年，宦官曾经通过通进、银台司，预闻机密。通进司的主要职现是领天下章奏案牍及文武近臣奏疏进呈，而银台司的主要职责则是掌抄录天下奏状案牍事目进呈并发付有关机构检查，这些职责都事关朝廷机密。宋太宗在淳化四年（993），任命文臣向敏中、张詠为同知通进、银台二司公事，并改变了二司的隶属关系。其主要目的之一在于避免“内官”即宦官预闻机密。如果说后来的明代设有名叫“内书堂”的宦官学校，以致不少宦官文化素养相当高，从而为他们掌机密提供了条件，那幺宋代通常不许宦官学习文化。宋仁宗时，宰相贾昌朝在兼任侍讲期间，曾以编书为名，“其实教授内侍”，大臣们上疏反对，宋仁宗予以采纳，史称“谏官吴育奏罢之”。因此在宋仁宗以前，宦官当中还有刘承规、张继能等“好儒学”、“喜读书”，孙可久、裴愈、裴湘等“好吟咏”、“有诗名”。可是宋仁宗以后，这类记载明显减少，即使是梁师成尽管附庸风雅，然而“实不能文”。难怪宋人往往如此轻蔑地说：“宫中左右皆阉宦，有何知识？”说到梁师成，人们都知道他以内掌机密而于史有名。需要说明的是，唐代的内枢密使、翰林院使以及明代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之类是固定的制度，而梁师成在北宋则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两者差别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唐代后期宦官得以专权，是由于最高统治者让他们掌机要、典兵权、任监军，以致形成了凌驾于宰相之上的宦官内朝按照宋代的所谓“祖宗家法”，不许宦官掌机要，已如上述。北宋率军作战的宦官虽多，但能够像唐代的神策中尉那样独掌兵权的，只有童贯一人。莫说走马承受，即便钤辖、都监、巡检之类，其地位和权势，都不能同唐代的监军使相比。应当说宦官内朝在北宋是不存在的。即使以宦官权势最为显赫的宋徽宗亲政期间而论，当时并非宦官独自横行，而是六贼当中，恰好是外官3人即蔡京、王黼、朱勔，内官3人即童贯、梁师成、李彦。至于其首恶，则非蔡莫属。他们在发迹之时曾相互利用，得势之后又互相牵制。尽管当时人有梁师成“贵震一时，虽蔡京、童贯皆出其下”，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并不可信，其实他们的权势因时而异。从总体上说，宦官仍然难以凌驾于宰相之上，至多只能平起平坐而已。例如童贯建节之后，他同蔡京的关系已由相互交结变为互相攻击。一次，宋徽宗打算将童贯封为使相，当上了宰相的蔡京坚决反对：“贵以宦者建节钺过矣，使相岂所当得邪！”宋徽宗只得把这个打算暂时放弃。不难看出，《宋史·宦者传序》将“宰相之权重”作为北宋没有宦官之祸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无道理。后来童贯等宦官权势更大，越发嚣张。宋徽宗退位后，“谏宗、御史与国人议者蜂起”，宋钦宗迫于公议，童贯等宦官终于被贬窜。

总之，宋宦官问题情况错综复杂，不能简单化。宦官在宋既有受到皇帝信用的一面，以致他们广泛参预政事并卷入政争，又有受到朝廷抑制的一面，宦官内朝难以形成，因而其权势再大，也很难像唐代后期那样废立皇帝、生杀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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