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曼·黑塞的人物思想

赫尔曼·黑塞的人物思想

黑塞不仅对中国诗歌十分着迷，而且对中国哲学特别是老庄哲学颇有研究。道家思想对黑塞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以及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尽管他经历了欧洲近代人文洗礼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解构， 但宗教在他的思想和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我的信仰》（1931）中写道：“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黑塞通过对基督教和老子“道”的体验而感知到最终只有“一个人类”。基督教、印度宗教和中国道家思想等，共同形成黑塞宗教思想的三大来源。
在早年，黑塞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黑塞有种特别的魅力：一个人平步青云、汲汲于功名的时候不会想到他，一旦挫败感、空虚感、无聊感袭来，排忧解惑的首选便是这个采菊东篱的德裔瑞士人。和那些表现现代式迷茫情绪不一样的是，黑塞的小说有明确的指导性，他那些年轻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彷徨，灵魂最后的归宿总是一些世外桃源般的地方。黑塞最早的小说《在轮下》里，汉斯·吉本拉特的短暂的十多年人生就划出了一个由圣而俗、由俗而出的轨迹。他从神学学府走向市井陋巷，又走进广袤无边的大自然：学府是封闭、拘谨、枯燥、压抑人性的，象征着人的理性，市井是自由、天然、亲近大自然的，象征人的本能和感官。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枪声打破了黑塞的田园梦，把黑塞抛进了残酷的现实之中。浑身血污的伤兵，折腿断脚、垂死呻吟的无辜牺牲者，震撼了人道主义者黑塞的内心。当黑塞见到一位富女人为战争而高兴时，他惊愕了：“为这个女人的幸福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了，不，我决不能分享这个伟大时代的欢乐。”于是他挺身而出，反对战争，结果是在自己祖国的报刊上被宣布为叛徒，大量报刊转载攻击他的文章，许多老朋友与他决裂，甚至丧失了房屋、家庭以及财产。 他的中期著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醉心于尼采哲学，求助于印度佛教和中国的老庄哲学，并对荣格的精神分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他试图从宗教、哲学和心理学方面探索人类精神解放的途径。
这正是老庄所谓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你不打他，不骂他，也不逼他，因为你知道柔软胜过刚强，流水能战胜顽岩，爱比暴力更强大。这非常好，可细想一下，你不正是用软弱和亲情在强迫他吗？”这段话则是老子“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翻版。1921年，在给其友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信中黑塞写道：“老子多年来带给我极大的智慧和安慰，道这个字对我意味着全部的生活真谛。”接触老庄哲学后，黑塞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改变。1922年，在给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一封信中黑塞写道：“老子目前在德国十分流行，但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的理论十分矛盾，然而老子的哲学思想实际上并不矛盾，而是辩证地看待世界，认为生活是两极的。”
纵观黑塞的一生，他同样摇摆在现实生活和美学世界两个“相对极”之间，一方面，他要超越自己的文化，变成一个“东方旅行者”；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始终坚守典型的德意志文化传统和浪漫主义特征。他一生所寓含的既不是一种理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美学上的清静无为，而是致力于让两种古老的伟大思想互相亲近、和谐交融。他开阔的文化视野，也让他成了继歌德之后，最多论述世界文学前景并提出警告的德语作家。对同时代的文坛做出诊断后，在生命的晚年，他就忧心忡忡地指出:“以工厂方式生产文章”的“粗制滥造的时代”可能会到来。
然而，无可疑义的是，黑塞生前所关注的主题，他所担忧的人类精神危机与心灵孤寂，是现代的，至今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正是借由对现代命题的表达，黑塞击中了时代的神经，使几乎已经绝迹的浪漫主义迸发出了全新的艺术魅力。阅读黑塞，其实可以这样简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洁净澄明的地方，获得对爱和美的追溯。
黑塞对人类回乡的理解最终指向和谐，对黑塞有深入研究的翁塞尔特曾明确指出“黑塞在他最后岁月里越来越热心从事‘和谐统一’问题的研究，不论在宗教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认为宗教和政治的和谐并非黑塞最初的出发点，因为人类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此二者，黑塞才就此进行大量的探讨，最终这些思考指向的主要是人的和谐，或者说个体“自我”的和谐。作为浪漫主义继承者，黑塞也继承了浪漫主义清醒的悲剧理性，尤其是在“自我”和谐问题上，一方面，他视之为人类生存的理想。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指出和谐的前提正是现代社会中个体遭遇分裂对立的现实。基于现代社会生存状态的反思，他对西方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主体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和谐自我”。黑塞强调完善的自我存在是思维和感官的统一，认识自我必然基于自我对生存的体验。他塑造的诗人形象中悉达多悟道的体验最能代表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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