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子贡。颜渊分别是什么样得人

子路。子贡。颜渊分别是什么样得人

子路很莽撞。子贡很会说话，孔子称之为器，说他是瑚琏。颜渊是孔子第一大弟子，虽然比孔子小30岁，但与孔子说的最高境界仁，很相近。
子路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对孔子的言行，虽然常提出意见，但却是个好弟子。曾协助孔子“堕三都”，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仲由后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贵族发生内讧，因参与斗争而被杀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我觉得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但人需要有个性，伉直好勇恰恰是子路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重友朋、讲义气，以及在卫国动乱中勇于喊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从而为主人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有这些，皆与其伉直好勇性格息息相通。

子路性伉直，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从不掺假欺瞒，对此孔子评价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断狱必须两造俱至，但子路的话却笃实无欺故听子路一面之辞便可断狱。但是也有人认为，片言可以折狱，是对子路的批评。又，子路重言诺，故孔子评价说：子路“无宿诺”，意谓子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情，决不拖延到明天。孔子对子路忠心不二、讲信义的品性深有了解，曾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坚信当穷途末路、逸往海外时，随从自己的只有子路一人。子路自师从孔子后还成了孔子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由于子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因之无人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总之，子路为人伉直好勇、光明磊落，重友朋、讲信义、守言诺，是孔子门徒中性格独异的一位。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在对待老师方面，子路一方面忠贞不二，极其尊重，但另一方面又不像颜回那样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总取“不违”态度。只要他认为孔子的言与行有不正确的地方，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和反驳。这是子路率直、光明磊落性格的又一体现。《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对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以为不妥，当面反讥说：没有人用你就算了，为什么要投奔这个叛乱分子呢? 急得孔子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去应召是想借那块地方复兴周朝啊。由于此事于情于理都欠妥，加之子路的反对，孔子未能成行。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欲至卫国求仕，当时卫灵公夫人南子深得灵公宠爱，欲得到卫灵公任用，必须走南子这个后门不可，而南子在当时名声又极为不佳，这实在给以守礼著称的孔子出了一道难题，但由于求官心切，孔子还是拉下脸来，硬着头皮去见南子。对孔子的这一“失节”举动，子路极为反感，当面质问孔子，急得孔子对天发起誓来：我如果不是为了得君行道而不得已去见南子的话，那么老天一定会厌弃我! 老天一定会厌弃我!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伉直坦率的人，只要他认为不对，一定会坚决提出批评，即使是自己尊敬的老师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是不多见的。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⒁，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子 贡
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富。
司马迁作《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对子贡这个人物所费笔墨最多，其传记就篇幅而言在孔门众弟子中是最长的。这个现象说明，在司马迁眼中，子贡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我们循着司马迁的这个思路，再细细阅读《论语》等书，便可看出子贡这个人物非同寻常。他的影响之大、作用之巨，是孔门弟子中无人所能企及的：他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子贡是把学和行结合得最好的一位。

子贡学绩上的优异，首先体现在他的“言语”水平的高超上。《论语·先进》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可见子贡是“言语”方面的优异者，也就是说子贡在说话技巧、演讲技能上有独到之处。据《左传》等史书可知，在孔子那个时代，外交礼宾人员的语言训练主要取之于《诗》，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习尚。孔子也曾说：“不学《诗》，无以言”⒄，《诗》已成为当时语言训练的主要教本。《诗》就是后来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在《诗》的学习中，孔子不仅要求学子们搞通弄懂《诗》的本来意义，而且要求他们能对《诗》“活学活用”，在外交礼宾场合能顺手拈来以达己意，而这，没有相当的灵活性和敏锐性是难以做到的。在孔子的门徒中，子贡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论语·学而》曾记载孔子、子贡师徒二人对答，子贡灵活运用《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诗句来回答老师提问的情形。孔子认为子贡的回答十分贴切，“断章取义”恰到好处，故而称赞子贡：“始可与言《诗》已矣”，而且说子贡“告诸往而知来者”，认为他对该诗的理解达到了心领神会的地步。在《论语》中给予弟子“始可与言《诗》已矣”这样高度评价的还有另一位，那就是子夏，而子夏是“文学”上的优异者，这说明子贡不仅在“言语”上极为优异，即使在“文学”方面也毫不逊色于子游、子夏之徒。’《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曾说：“子贡利口巧辩，孔子常黜其辩”，看来师徒二人经常争辩一些问题。使子贡在“言语”方面才能大加发挥的当属他赴齐、吴、越、晋四国的穿梭外交活动了。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子贡充分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引祸水于他人，使得四国国君对他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具体而言就是：存鲁，乱齐，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高超的演说技能和外交能力也在此次外交活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论语》仅说子贡在“言语”方面优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人们对子贡在其它方面的卓越才能的认识。其实仅就“政事”方面的业绩而言，他也决不逊色于子路、冉求等人(此二人都是“政事”方面的优异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谓子贡“常相鲁、卫”。他的老师孔子也认为子贡有非凡的政治才能。《论语·雍也》曾记载季康子问孔子子路、子贡、冉求是否可以从政，孔子回答说三人皆可从政，但孔于却分别道出三人之优点各不相同：“由(子路)也果”、“赐(子贡)也达”、“求(冉求)也艺”。从孔子列举的三个优点看，我们觉得子贡的优点——“达”，似乎更是从政者不可或缺的。所谓“达”就是通达事理，试想一个从政的人如果能够“通达事理”，他就会高屋建瓴，从宏观上把握问题的全局和整体，而不会为繁琐的细枝末节所迷障，这样的人肯定会把政事处理得有条不紊。而子路的“果”(果断)、冉求的“艺”(多才多艺)，都不过是从政必需之一端，他们同子贡的“达”相比应该说是低了一个档次。正因为子贡通达事理，又有杰出的“言语”才能，所以他才会被鲁、卫等国聘为相辅。正因为他有政治才能，他才会在出使齐、吴、越、晋四国的外交活动中得心应手，获得圆满成功。

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而且他在理财经商上还有着卓越的天赋。《论语·先进》载孔子之言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意思是说颜回在道德上差不多完善了，但却穷得丁当响，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子贡不安本分，去囤积投机，猜测行情，且每每猜对。《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是指贱买贵卖⒅。“转货”是指“随时转货以殖其资⒆，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子贡依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贱买贵卖从中获利，以成巨富。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

子贡在学问、政绩、理财经商等方面的卓越表现有目共睹，有耳共闻，故其名声地位雀跃直上，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孔子。当时鲁国的大夫孙武就公开在朝廷说：“子贡贤于仲尼”⒇。鲁国的另一大臣子服景伯把叔孙武叔的话转告了子贡，但子贡谦逊地说：“譬诸宫墙，赐(子贡)之墙也及肩；窥见家室之好。夫子(孔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手之云，不亦宜乎?”⒇意思是说：自己的那点学问本领好比矮墙里面的房屋，谁都能看得见，但孔子的学问本领则好比数仞高墙里面的宗庙景观，不得其门而入不得见，何况能寻得其门的又很少，正因如此，诸位才有这样不正确的看法。当时鲁国的另一个大臣陈子禽听到子贡的这通解释不以为然，他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⒇”意谓你不过是谦恭罢了，难道仲尼真的比你强吗? 总之，所有这些对子贡的赞誉并非空穴来风，它说明子贡在当时的名声、地位和影响，确实已不在他的老师孔子之下。司马迁作为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家，他在《史记》中甚至认为孔子的名声之所以能布满天下，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子贡推动的缘故。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这样写道：“七十子之徒赐(子贡)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执而益彰乎?”孔子得“执”子贡而“益彰”实是不刊之论。试想子贡当年“常相鲁、卫”，出使列国，各国待之以上宾，其地位显赫一时，而且他又有一副伶牙利齿；每到一处在完成使命之后，每每要附带宣讲其老师的一套理论和主张，尽管孔子的那些理论主张有的与时代相李扦格，但看在子贡的面上，总要听一听，这在客观上就推销了孔子。孔子的儒学成为显学，孔于的名声布满天下，实与得“执”于贡这位高足弟子有关。司马迁对此看得很准。

尽管子贡有着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但他在孔子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谦。《论语·公冶长》记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谁更强些)?”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子贡对此是深知的，但孔子偏偏向子贡提这样的问题。子贡相当有涵养，他说：“赐也何敢望回? 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其实到底子贡与颜回哪个强，世人有目共睹。子贡与颜回比，就政事言，颜回要交白卷；就生存能力言，颜回连生计也几乎维持不下去，《论语》说他“屡空”，看来断炊的事情亦经常发生，而子贡却是“家累千金”；论彰扬其师之美名，颜回更没有子贡那样的巨大能量。至于孔子遇危难、遭险恶时，子贡总能挺身而出，显其大智大勇。《史记·孔子世家》曾载孔子困陈、蔡，绝粮，情形十分危急，而当时孔子门徒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是“子贡使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后得免”。凡此种种，不说颜回，即令三干弟子，哪个能与子贡相匹敌、论高低，孔子对子贡这样一个学绩优异、政绩沛然，经商能力卓异的弟子竟以为他不如颜回，这实在令人费解!看来即使聪明若孔子者，也有昧暗不明的时候。史实足以证明，子贡是孔门弟子中之最杰出者。

端木赐死于齐国。死后至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封其为“黎侯”；宋大中符二年（公元1009年）加封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端木子”。

注：①②⑦⑩《史记·仲尼弟予列传》 ③⑥⑩⑩《论语·公冶长》 ④⑤⒁⒂《论语·先进》 ⑧⑨《论语·颜渊》 ⒀《论语·雍也》⒃《论语.为政》 ⒄《论语·季氏》 ⒅⒆《<史记·仲尼弟予列传>集解》 ⒇⒇⒇《论语·予张》。

孔子的学生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三十一岁，善于经商。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子贡不做官而去从商，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他是七十二子中最富有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颜 渊

颜渊(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渊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颜回一人了。颜渊死时，孔子是悲恸欲绝。

颜渊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渊没有著述传世，但他以其习行与品德，为后世儒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颜渊问仁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人。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颜渊问孔子究竟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符合礼，这就是仁。有朝一日人人都能克制自己，使言行都合于礼，那么天下就回归仁道了。（由此看来）实践仁道要先从自己做起，难道还要靠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道的具体纲目。”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东西不看，不合乎礼的声音不听，不合乎礼的话不说，不合乎礼的事不做。”颜渊说，“我虽然迟钝，请让我照着您说的这些话去做吧！”

子贡是商人，子路是军人，颜渊是穷人。

子路是性格直接 比较冲动的人 颜渊是孔子很喜欢的一个弟子,很谦虚

仲由（前542～前480）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今山东泗水县泉林镇卞桥村）人，孔子得意门生，以政事见称。为人伉直鲁莽，好勇力，事亲至孝。除学诗、礼外，还为孔子赶车，做侍卫，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深得器重。孔子称赞说：“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初仕鲁，后事卫。孔子任鲁国司寇时，他任季孙氏的宰，后任大夫孔俚的宰。卫庄公元年（前480年），孔俚的母亲伯姬与人谋立蒯聩（伯姬之弟）为君，胁迫孔俚弑卫出公，出公闻讯而逃。子路在外闻讯后，即进城去见蒯聩。蒯聩命石乞挥戈击落子路冠缨，子路目毗尽裂，严厉喝斥道：“君子死，而冠不免。”毅然系好帽缨，从容就义。
　　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对孔子的言行，虽然常提出意见，但却是个好弟子。曾协助孔子“堕三都”，都跟随孔子周游列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为人伉直好勇、重友朋、讲信义，是孔门弟子中性格较为独异的一位。仲由后做卫国大夫孔悝之蒲邑宰，卫国贵族发生内讧，因参与斗争而被杀害。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卫侯”。宋大中符二年（1009）加封“河内公”。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封为“卫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先贤仲子”。
　　子路的伉直好勇在师从孔子之前即已形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暇豚”，《集解》说：“冠以雄鸡，佩以暇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之。”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想象出子路的好勇之态，但“志伉直”一句，又使得子路的好勇与一般的逞勇好斗之徒有所区分，使他的好勇含有了某些伸张正义、为民请命、不欺幼弱的意蕴。子路师从孔子后，尽管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亦“儒服委质”，接受孔子的礼义教化，但山难移、性难改，子路的伉直好勇之气终其一生，未能脱尽，为此，他常遭师之痛责，说他“好勇过我，无所取材”，“不得其死”，等等。孔于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有人以为这是单纯评论子路的学问，但我觉得这一评价包括的涵义更加广泛。它说明子路尽管经过孔门的洗礼，但身上的野气始终未能脱除干净，故孔子说他只是“升堂”，而始终未能“入室”，即子路始终未能成为儒雅君子。但人需要有个性，伉直好勇恰恰是子路人性中最闪光的地方。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重友朋、讲义气，以及在卫国动乱中勇于喊出“食其食者不避其难”，从而为主人冒死拼杀殉道尽忠的舍身取义精神，所有这些，皆与其伉直好勇性格息息相通。
　　子路性伉直，表现在言语上就是从不掺假欺瞒，对此孔子评价说：“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与?”断狱必须两造俱至，但子路的话却笃实无欺故听子路一面之辞便可断狱。但是也有人认为，片言可以折狱，是对子路的批评。又，子路重言诺，故孔子评价说：子路“无宿诺”，意谓子路答应今天兑现的事情，决不拖延到明天。孔子对子路忠心不二、讲信义的品性深有了解，曾断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他坚信当穷途末路、逸往海外时，随从自己的只有子路一人。子路自师从孔子后还成了孔子忠心耿耿的贴身侍卫，由于子路勇力过人，武艺高强，因之无人敢欺慢孔子。孔子自谓“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
　　总之，子路为人伉直好勇、光明磊落，重友朋、讲信义、守言诺，是孔子门徒中性格独异的一位。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在对待老师方面，子路一方面忠贞不二，极其尊重，但另一方面又不像颜回那样于孔子之言“无所不悦”，总取“不违”态度。只要他认为孔子的言与行有不正确的地方，总是直率地提出批评和反驳。这是子路率直、光明磊落性格的又一体现。《论语·阳货》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对孔子的这一举动，子路以为不妥，当面反讥说：没有人用你就算了，为什么要投奔这个叛乱分子呢? 急得孔子支支吾吾地回答：我去应召是想借那块地方复兴周朝啊。由于此事于情于理都欠妥，加之子路的反对，孔子未能成行。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欲至卫国求仕，当时卫灵公夫人南子深得灵公宠爱，欲得到卫灵公任用，必须走南子这个后门不可，而南子在当时名声又极为不佳，这实在给以守礼著称的孔子出了一道难题，但由于求官心切，孔子还是拉下脸来，硬着头皮去见南子。对孔子的这一“失节”举动，子路极为反感，当面质问孔子，急得孔子对天发起誓来：我如果不是为了得君行道而不得已去见南子的话，那么老天一定会厌弃我! 老天一定会厌弃我!子路就是这样一个光明磊落、伉直坦率的人，只要他认为不对，一定会坚决提出批评，即使是自己尊敬的老师也不例外，这一点在孔子的所有弟子中是不多见的。 子路不仅性格独异，而且还有着政治方面的杰出才干。孔子设案授徒，辟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而子路是政事科之优异者。《论语》有不少篇章提到他同孔子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如《论语·子路》：“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不倦’”。由于热心政治，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学习和研究，使得子路在政治方面的才能大有长进。对此孔子不止一次地予以称道，比如称赞子路：“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意谓有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子路可以充当管理兵役的长官。孔子还向季康子推荐子路说：“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意思是子路果断干练，不拖泥带水，从政不成问题。孔子还称赞子路：“可谓具臣矣”⒁，言子路已经具备做臣僚的素质了。从政治实践看，子路曾数度做官：曾为季氏宰，曾做过卫国蒲邑的大夫，曾做过卫国大夫孔悝的邑宰，可以说子路是学而优则仕的典范，是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学以致用优良学风的践履者。
　　字子贡，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他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且列言语科之优异者。孔子曾称其为“瑚琏之器”。他利口巧辞，善于雄辩，且有干济才，办事通达。曾任鲁、卫两国之相。他还善于经商之道，曾经经商于曹、鲁两国之间，富致千金。为孔子弟子中首
　　颜渊(公元前521年-公元前481年)，名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生于鲁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卒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
　　在孔门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其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是孔子多次赞许的弟子。在《论语》中有六处孔子赞扬颜渊的句子。这在孔门和《论语》中也只有颜回一人了。颜渊死时，孔子是悲恸欲绝。
　　颜渊勤奋好学，不为生活艰苦所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尽管颜渊没有著述传世，但他以其习行与品德，为后世儒者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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