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亲民好还是先新民好

先亲民好还是先新民好

“明明德”即“内圣”的目的是在于“亲民”，即自立立人、自利利他、自觉觉他。按当代人的说法，“亲民”是为国家、为社会、为选民服务，毛泽东用一句话概括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要真正亲民、立民、利民、觉民，首要的功夫是“明明德”，既明白、掌握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市场规律，又明白洞明世事人情者，才会提高执政能力、投资操作能力，真正“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求，权为民所用”，才会成为老百姓心中的“青天”。如果比拟资本市场的“研究员”，就是研究者做到了学问的极致而行走天下为投资者解惑、为投资者财富管理服务，在服务他人中成长自己。按毛泽东的说法，“亲民”，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完成社会改造。南怀瑾先生用“觉他”即大乘佛教的思想来概括亲民的内涵。我们认为，“亲民”也有双重思想，一是毛泽东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体路线的思想，二是将自己的道德学问在服务民众过程中教育群体提高群体的思想，即朱熹的“新民”思想和南怀瑾先生提倡的佛学“觉他”的思想。

在现代中国，政策上亲民的内容，就是就业、社保、上学、医保、住房等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们认为未来资本市场的投资重点是与亲民即大消费相关的医疗、保险、教育、环保、新能源等，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当然，作为产业升级必需的装备工业和新型产业的发展，也是综合国力提升的硬实力，也会提供相应的投资机遇。

止于至善:内圣与外王的最高境界

无论是“明明德”还是“亲民”，都得当事者行善所止者，也即《金刚经》中的核心问题:心何所“安”，心何所“住”?因为只有通彻宇宙人生的真理并全心全意服务民众者，才能功德圆满，也即其善莫大焉。因为一个人发财，只是小财，只有民众都发财并过上幸福的生活，才是《大学》之“道”的真理，这与孟子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理念相通。因此，反过来看，止善的标准有两个，即“明明德”和“亲民”，只有这两个标准都达到了，才是真正觉悟真理者。如果光有“明明德”而没有行动，即知之为知之，但没有做到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而“致良知”去服务民众、国家或社会，没有进行亲民活动，就无法达到阳明心学的道德合一的境界，因为有“良知”而无“良能”，不仅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也是浪费了天地间培养一个人的“机会成本”。

当然，对于不同的人或者主体，“止善”的标准也不一样，《大学》对此做了不同的要求:“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 ，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因此，“止善”，也可以看作在不同地位者的自我准确定位，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善，也是积最大的功德。

因此，止善的过程不仅是个体关起门来，独自深入深山老林进行修行的问题，而是在社会实践、生产实践、科学实验中进行修身、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并持续地“亲民”的行为。中国古代人讲，“小隐隐于山，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确实有道理。因为隐于朝者，掌握国家公器，如果他能够明德而亲民，就会造福于最大范围的大众，这是儒家追求治平为其学术定位的主要原因。这些“亲民”行为，《中庸》在“治国九经”中进行了详细的解说(相当于治国九大基本原则)。

如果无法达成《中庸》之道，“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则个体生命将处于紧张状态而无法安身与安心。在中国历史上，为了摆脱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对身心的“纠缠”，有些人选择道家的退归田园或归隐山林，有些选择佛家的出家修行。但是，儒家高举积极入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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