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於文」，曰：「行己有耻」。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於文」，曰：「行己有耻」。

一、博学于文

所谓“文”，非文藻辞章之文，而是取“文”之本义，指木之纹理、事物条理之意。

对於亭林先生的“博学于文”，他的学生潘次耕评价“先生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日知录〉序〉）。

亭林先生十一岁时便读〈资治通鉴〉，为写〈肇域志〉，自26岁起，阅志书一千余部，他在〈肇域志〉序中说：“亭林生长离乱，奔走戎马，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其用功如是。

亭林先生还有个秘诀，就是抄书，他自述先祖之教，以为：“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抄书而已”（〈抄书自序〉）。但是抄书可不是随随便便的抄，亭林先生称之为“采铜於山”，“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乎采山之铜也。”（〈与人书十〉）。其精勤如是。

如果你认为亭林先生是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潘次耕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日知录〉序》）。全谢山说：“先生所至呼老兵逃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时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面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碑铭〉）。亭林先生中年以后，“……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遍历塞外，而置田舍于章邱长白山下。然以其地湿，不欲久留。每言马伏波、田畴皆从塞上立业。欲居代北。尝曰：使吾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遂又与富平李子德垦田於雁门之北、五台之东，而又苦其地寒，但经营创始，使门人辈司之，身复出游。”（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十多年间漂泊游历，往还边塞，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以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裏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其气概如是。

亭林先生认为“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於人。”（《与潘次耕书》）。“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错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於求名也。”（《〈日知录〉著书之难》）。“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越。……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日知录〉自序〉）。亭林先生的〈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听取阎百诗、张力臣等人意见后，改正多达数百处。“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於学。”（〈日知录〉“述古”条〉。其精审虚心如是。

然而他又是这样评价自己的〈日知录〉的，“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与人书二十五〉）。“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於来学，待一治于后王。（〈与杨雪臣书〉）。其自负如是。

二、行己有耻

晚明政治溃烂，满人入关，更有一班王学末流，整日空谈身心性命，行为却放荡无检，亭林先生痛感“世风日下，人情日谄”，“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与人书九》）。

“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而四者之中，耻为尤要……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礼犯义，其原皆生於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谓之国耻。”（《〈日知录〉“廉耻”条》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於卒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条〉）

亭林先生操行整峻，可不是什么空口道学家，真正称得上有耻无愧。清廷开明史馆，大学士熊赐履主馆事，以书招亭林。答曰：“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山林。”戊午词科诏下，亭林同邑叶方蔼及长洲韩炎，争欲以亭林名应。致书固辞，卒不屈。

次年，大修明史，欲招亭林。亭林先生贻书却之，曰：“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士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气节高严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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