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马东怼的许知远为何如此尴尬和别扭？
答案:1 悬赏:0
解决时间 2021-01-17 07:26
- 提问者网友：鼻尖触碰
- 2021-01-17 00:22
被马东怼的许知远为何如此尴尬和别扭？
最佳答案
- 二级知识专家网友：第四晚心情
- 2021-01-17 01:38
如果还能偶尔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关注别扭，记录别扭，纵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够诚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文| 谢安石
编辑| 楚明
1
许知远曾经参与过一本商业杂志的创刊，那地方我去过。进门的走廊是一整面的玻璃墙，上面贴着出刊进度、绩效考核标准，还有不断更换的WIFI密码。我花了好久才注意到，玻璃墙的尽头有人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段话，开头就叫“座右铭”，是钱穆关于时代的一番论述：
“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这一种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的，这是一般的群众。依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即是一种流俗。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来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此社会才能有进步。”
自从发现了玻璃墙上的话，办公室有时看上去有点怪。忙着研究用户需求的人们经常坐在玻璃墙前面开会，谈论经营、资本、商业模式，苦苦琢磨中产阶级是怎么赚钱花钱的，然而墙壁上的训话却默默立在身后，用大字写着理想、时代、不要流俗。
仔细想想，墙上的话没错，如果它出现在学校里；办公室里的一切也没错，毕竟它还要经营。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碰撞在了一起，在那面墙下留下这个冲突，而让这种别扭不断发生的人，就是许知远。
许知远早已出名，是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而在商业世界，你也很难忘记他的存在。有他出现的会议，现场总有一种奇妙的别扭感，像是寒带地区突然冒出头的热带植物。
在即将宣布人事调动和财务状况的会议前，只有许知远会穿着牛仔裤和紧身衬衣，发表“商业时代多反思”的即兴演讲，号召大家多读书、常思考。我没记住他最后推荐的书，在场大部分人都没记住，可能是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太奇特了——至少我从没想过，在例行公事的会议上，会有人突然跳出来，让我们想一想时代，想一想理想，而且他非常认真，丝毫没在开玩笑。
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最近，更多人意识到了他的这种特质，而且这似乎让他们很不舒服。
有人形容他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因为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一次次试图发起讨论，最终却变成“尬聊”。他欣赏《喜福会》里的俞飞鸿，于是直面告诉她，“你真是很好看啊”，“跟你坦白件事啊，我还梦见过你两次”，但转过头又问她，你在我心中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怎么居然去演那么庸俗的电视剧，你怎么面对这种遗憾？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俞飞鸿回答他，“我不觉得这些剧庸俗。”
俞飞鸿接受许知远的采访图 /《十三邀》截图
到了节目的第二季，他还是一样。他坚持认为大众文化中有“粗鄙化”倾向，并为此困扰。“稍微长远一点的历史时空，我们的贡献可能是非常低的。对更普遍的思想和情感的追求上，（我们）是留不下什么东西的。”
他反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新时代吗？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为什么？
在接连给出“喜欢现在”的肯定答复后，马东回答他，“我没那么自恋。”
马东接受许知远的采访图 /《十三邀》截图
这个不合时宜的许知远源源不断制造别扭，甚至一度取代了票房超过50亿的电影、快过生日的马云、出新专辑的霉霉，成了朋友圈刷屏关键词。
如果真的打开视频就会发现，许知远对这些别扭非常清楚，甚至这些都是他揪出来的自我批评。“我今天看这段的时候，我是不是不该做第二季了？我就回到我的写作状态里面了，我都开始讲很多陈词滥调了??”
2
对很多更熟识他的人来说，这个尴尬知识分子的莫名“走红”也令人困惑：这不就是许知远吗？难道你们第一天认识他？
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还真是第一次认识他。许知远，男，出生于1976年，曾经在许多优秀的媒体工作，后来跟在这些媒体中“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单向街书店。他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场面高手。他会彬彬有礼地告诉上司，他要离职去哈佛游学，同时一脚把鞋踩在上司的茶几上系鞋带。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报纸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而且鞋带松了啊，放着不系吗？
他25岁的时候出的书叫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34岁的时候仍是《祖国的陌生人》。
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办了一场中国青年领袖评选，他们选中了许知远，与他一同领奖的大多是演员、歌手、导演等。连番的感谢、荣幸、寒暄、恭维话结束后，轮到许知远上台领奖，他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
“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坦白说我刚才听那个对话，包括你们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迅速问台下观众，你们对世界愤怒吗？观众回答，不愤怒。
“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许知远说。
2015年，许知远参加《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评选图 /网络
这就是许知远，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自己的别扭，试图反思眼前的世界。他依然是一个专栏作家，但文章不知道还会被多少人看。尤其在那些被工作、通勤、应酬、打王者荣耀、追美剧占据后残存的碎片时间里，许知远的专栏文章显得异常沉重。那里没有太多轻松的主题，更没有大量高清配图和表情包来减轻信息量压力。他关心抗争者，焦虑那些消解在肤浅娱乐表达中的意义，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这个作家对于时代的愁思。
3
两年前，许知远再次回到自己创始的那家商业媒体，跟编辑部的记者开座谈会。在那间日常评估KPI的会议室，他的提问又开始别扭了——年轻人，你现在焦虑的是什么？
最后，只有一个同样来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男记者回应了他。听上去跟许知远那种时代焦虑完全不同，他的焦虑是，昨天三里屯有人捅死了人，每天通勤都要路过这里，我现在不敢出门啊，怎么办？
会议室哈哈大笑，没人留心记录，除了许知远。
在不久后发表的专栏文章里，许知远为这个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细节赋予了意义。“他在教科书、书本上建立起的中国意识，似乎正遭遇挑战。而昨天，三里屯光天化日、没头没脑的凶杀，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沮丧”，“虚幻的国家前途、个人未来、凌乱又未知的恐惧，交杂在一起。他似乎还没想好怎么表达自己内在的茫然。也有可能，这只是暂时的情绪，两天过后，当血迹被冲洗干净，那对可怜的夫妇被彻底遗忘后，一切又恢复正常”，“那个手持武士刀、憎恨美国人、不知姓名的行凶者，是个惊悚、难以忘怀的形象，它似乎戳破了关于社会、关于生活的所有幻觉”。
这样的记录者是令人佩服的。他捕捉到了一个人的状态，一种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状态。无论好坏，这都是他对时代的敏锐。在一个处处都是聪明人的世界，人们能用滴水不漏的聪明话化解所有提问，每一个流程、每一个表情都能做到精密算计。如果还能偶尔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关注别扭，记录别扭，纵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够诚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这样的许知远是一个好记者吗？恐怕不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天，他在正式刊发的文章中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写错了对方的年龄。更要命的是，这个错误是注定出现的，因为他压根就没去问。“应该是二十四五岁”，这是他对于眼前发现的想象估值，然而和他生命里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他想错了。真实从不来自设想，也不应该来自设想。
对他来说，寻找意义可能大于一切。这和他无休无止的拖稿习惯一样，都是他的坏毛病。但我们似乎也无法因此责怪他，毕竟，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焦虑的记录者。他的这次“想象”换来的是同事的调侃，“被许老师官方减龄的男青年”。一旦这种“把世界套进自己的逻辑想象”的毛病再度发作，场面就变得失控了。
不过，正是在数不清的尴尬场景里，有一个毫不打算掩饰的许知远。许知远挺诚实，他知道自己对世界怀有偏见，并将这一点直接写进了节目的开头。他也希望他所面对的人们，也能一样诚实。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这就是他，一贯如此，做记者的时候是这样，做商人的时候也没变。即便知道有镜头对着他，一切都会播放出去，他都没变过。
俞飞鸿：“怎么还做这么一期节目呢？”
许知远：“被逼的啊，因为我们开一个不挣钱的书店，然后需要别的业务，来支持这个书店。”
俞飞鸿：“怎么一种坚持会让你做这个，就在现在那么快速化的快餐年代，做一个纸媒的书店？”
许知远：“因为别的也不会干啊！就是，哎，其实我蛮喜欢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如果你曾见识过某些妙语连珠的画面是如何诞生的，你就知道他只要借助后期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不这么别扭，至少不让外人看出来他的别扭。他完全可以让人听不到他的真实想法，看不到他的尴尬，但是他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到了他的尴尬而不是精明，这也是他的一种选择，这很许知远。
我总觉得，人们其实并不排斥这样的一种存在。比如那面写满时代论的玻璃墙，虽然几经变迁，却完全保留了下来。这段话周围的其他通知都消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字却没有人擦掉。
唯一有所变化的是，要“领导时代”的本应是“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这半句被人抹掉了。但还没人把它填上。究竟由什么样的人“领导时代”，没人知道。
或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原有编辑部已经搬离了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里即将出租。不知道以后的租客，还愿不愿意保留这番话。
擦掉或是留下都很正常。只是我觉得，如果那面墙上没了许知远，没了这份别扭，只剩下绩效考核，我们未见得会更舒服。那或许是一个更乏味的世界。
每人互动
你怎么看许知远？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
侵权必究
文| 谢安石
编辑| 楚明
1
许知远曾经参与过一本商业杂志的创刊，那地方我去过。进门的走廊是一整面的玻璃墙，上面贴着出刊进度、绩效考核标准，还有不断更换的WIFI密码。我花了好久才注意到，玻璃墙的尽头有人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段话，开头就叫“座右铭”，是钱穆关于时代的一番论述：
“我们生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在今天的时代中来做人、做学问、做事业。大部分的人不能认识时代，只能追随时代，跟着这个时代跑。这一种追随时代，跟着时代往前跑的，这是一般的群众。依照中国人的话来讲，即是一种流俗。每一个时代应该有它一个理想，由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来研究理想所需要的学术，干出理想所需要的事业，来领导此社会，此社会才能有进步。”
自从发现了玻璃墙上的话，办公室有时看上去有点怪。忙着研究用户需求的人们经常坐在玻璃墙前面开会，谈论经营、资本、商业模式，苦苦琢磨中产阶级是怎么赚钱花钱的，然而墙壁上的训话却默默立在身后，用大字写着理想、时代、不要流俗。
仔细想想，墙上的话没错，如果它出现在学校里；办公室里的一切也没错，毕竟它还要经营。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碰撞在了一起，在那面墙下留下这个冲突，而让这种别扭不断发生的人，就是许知远。
许知远早已出名，是一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而在商业世界，你也很难忘记他的存在。有他出现的会议，现场总有一种奇妙的别扭感，像是寒带地区突然冒出头的热带植物。
在即将宣布人事调动和财务状况的会议前，只有许知远会穿着牛仔裤和紧身衬衣，发表“商业时代多反思”的即兴演讲，号召大家多读书、常思考。我没记住他最后推荐的书，在场大部分人都没记住，可能是因为这一幕实在是太奇特了——至少我从没想过，在例行公事的会议上，会有人突然跳出来，让我们想一想时代，想一想理想，而且他非常认真，丝毫没在开玩笑。
就像他对自己的评价，他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作家。最近，更多人意识到了他的这种特质，而且这似乎让他们很不舒服。
有人形容他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因为在他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一次次试图发起讨论，最终却变成“尬聊”。他欣赏《喜福会》里的俞飞鸿，于是直面告诉她，“你真是很好看啊”，“跟你坦白件事啊，我还梦见过你两次”，但转过头又问她，你在我心中这么聪明的一个姑娘，怎么居然去演那么庸俗的电视剧，你怎么面对这种遗憾？
“我觉得没有问题啊。”俞飞鸿回答他，“我不觉得这些剧庸俗。”
俞飞鸿接受许知远的采访图 /《十三邀》截图
到了节目的第二季，他还是一样。他坚持认为大众文化中有“粗鄙化”倾向，并为此困扰。“稍微长远一点的历史时空，我们的贡献可能是非常低的。对更普遍的思想和情感的追求上，（我们）是留不下什么东西的。”
他反问马东，你喜欢这个新时代吗？一点抵触的情绪都没有？为什么？
在接连给出“喜欢现在”的肯定答复后，马东回答他，“我没那么自恋。”
马东接受许知远的采访图 /《十三邀》截图
这个不合时宜的许知远源源不断制造别扭，甚至一度取代了票房超过50亿的电影、快过生日的马云、出新专辑的霉霉，成了朋友圈刷屏关键词。
如果真的打开视频就会发现，许知远对这些别扭非常清楚，甚至这些都是他揪出来的自我批评。“我今天看这段的时候，我是不是不该做第二季了？我就回到我的写作状态里面了，我都开始讲很多陈词滥调了??”
2
对很多更熟识他的人来说，这个尴尬知识分子的莫名“走红”也令人困惑：这不就是许知远吗？难道你们第一天认识他？
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还真是第一次认识他。许知远，男，出生于1976年，曾经在许多优秀的媒体工作，后来跟在这些媒体中“比较谈得来”的朋友一起创办了单向街书店。他不是人们熟悉的那种八面玲珑的场面高手。他会彬彬有礼地告诉上司，他要离职去哈佛游学，同时一脚把鞋踩在上司的茶几上系鞋带。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报纸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不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而且鞋带松了啊，放着不系吗？
他25岁的时候出的书叫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34岁的时候仍是《祖国的陌生人》。
2015年，《南方人物周刊》办了一场中国青年领袖评选，他们选中了许知远，与他一同领奖的大多是演员、歌手、导演等。连番的感谢、荣幸、寒暄、恭维话结束后，轮到许知远上台领奖，他的获奖感言是这样的：
“活动太冗长了，我好几次都想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坦白说我刚才听那个对话，包括你们对那些问题的反应，我觉得是很可悲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和父亲和解？在西方是杀父啊，做你自己啊，痛苦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无需改变，它就是伴随你一生，不能假装微笑。要对这个世界保持愤怒啊。我们已经陷入了一种假装点赞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迅速问台下观众，你们对世界愤怒吗？观众回答，不愤怒。
“如果他们因为我刚才的话立刻改变了，那是一种新的愚蠢。”许知远说。
2015年，许知远参加《南方人物周刊》中国青年领袖评选图 /网络
这就是许知远，直到现在，他还在坚持自己的别扭，试图反思眼前的世界。他依然是一个专栏作家，但文章不知道还会被多少人看。尤其在那些被工作、通勤、应酬、打王者荣耀、追美剧占据后残存的碎片时间里，许知远的专栏文章显得异常沉重。那里没有太多轻松的主题，更没有大量高清配图和表情包来减轻信息量压力。他关心抗争者，焦虑那些消解在肤浅娱乐表达中的意义，所写的每一个字都是这个作家对于时代的愁思。
3
两年前，许知远再次回到自己创始的那家商业媒体，跟编辑部的记者开座谈会。在那间日常评估KPI的会议室，他的提问又开始别扭了——年轻人，你现在焦虑的是什么？
最后，只有一个同样来自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男记者回应了他。听上去跟许知远那种时代焦虑完全不同，他的焦虑是，昨天三里屯有人捅死了人，每天通勤都要路过这里，我现在不敢出门啊，怎么办？
会议室哈哈大笑，没人留心记录，除了许知远。
在不久后发表的专栏文章里，许知远为这个生活中转瞬即逝的细节赋予了意义。“他在教科书、书本上建立起的中国意识，似乎正遭遇挑战。而昨天，三里屯光天化日、没头没脑的凶杀，让他陷入了极度的沮丧”，“虚幻的国家前途、个人未来、凌乱又未知的恐惧，交杂在一起。他似乎还没想好怎么表达自己内在的茫然。也有可能，这只是暂时的情绪，两天过后，当血迹被冲洗干净，那对可怜的夫妇被彻底遗忘后，一切又恢复正常”，“那个手持武士刀、憎恨美国人、不知姓名的行凶者，是个惊悚、难以忘怀的形象，它似乎戳破了关于社会、关于生活的所有幻觉”。
这样的记录者是令人佩服的。他捕捉到了一个人的状态，一种当事人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状态。无论好坏，这都是他对时代的敏锐。在一个处处都是聪明人的世界，人们能用滴水不漏的聪明话化解所有提问，每一个流程、每一个表情都能做到精密算计。如果还能偶尔出现这样一个人，能够持续关注内心不那么安逸的那部分，关注别扭，记录别扭，纵然格格不入，倒也足够诚实，好像也不是一件坏事。
但这样的许知远是一个好记者吗？恐怕不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天，他在正式刊发的文章中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写错了对方的年龄。更要命的是，这个错误是注定出现的，因为他压根就没去问。“应该是二十四五岁”，这是他对于眼前发现的想象估值，然而和他生命里遇到的很多事情一样，他想错了。真实从不来自设想，也不应该来自设想。
对他来说，寻找意义可能大于一切。这和他无休无止的拖稿习惯一样，都是他的坏毛病。但我们似乎也无法因此责怪他，毕竟，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一个记者。他是一个焦虑的记录者。他的这次“想象”换来的是同事的调侃，“被许老师官方减龄的男青年”。一旦这种“把世界套进自己的逻辑想象”的毛病再度发作，场面就变得失控了。
不过，正是在数不清的尴尬场景里，有一个毫不打算掩饰的许知远。许知远挺诚实，他知道自己对世界怀有偏见，并将这一点直接写进了节目的开头。他也希望他所面对的人们，也能一样诚实。你可能不喜欢这样的做法，但这就是他，一贯如此，做记者的时候是这样，做商人的时候也没变。即便知道有镜头对着他，一切都会播放出去，他都没变过。
俞飞鸿：“怎么还做这么一期节目呢？”
许知远：“被逼的啊，因为我们开一个不挣钱的书店，然后需要别的业务，来支持这个书店。”
俞飞鸿：“怎么一种坚持会让你做这个，就在现在那么快速化的快餐年代，做一个纸媒的书店？”
许知远：“因为别的也不会干啊！就是，哎，其实我蛮喜欢生活在过去的一个人。”
如果你曾见识过某些妙语连珠的画面是如何诞生的，你就知道他只要借助后期的力量，就完全可以不这么别扭，至少不让外人看出来他的别扭。他完全可以让人听不到他的真实想法，看不到他的尴尬，但是他没有。我们今天之所以看到了他的尴尬而不是精明，这也是他的一种选择，这很许知远。
我总觉得，人们其实并不排斥这样的一种存在。比如那面写满时代论的玻璃墙，虽然几经变迁，却完全保留了下来。这段话周围的其他通知都消失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字却没有人擦掉。
唯一有所变化的是，要“领导时代”的本应是“一批理想所需要的”人物，这半句被人抹掉了。但还没人把它填上。究竟由什么样的人“领导时代”，没人知道。
或许，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原有编辑部已经搬离了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这里即将出租。不知道以后的租客，还愿不愿意保留这番话。
擦掉或是留下都很正常。只是我觉得，如果那面墙上没了许知远，没了这份别扭，只剩下绩效考核，我们未见得会更舒服。那或许是一个更乏味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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