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个人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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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人称其为“苏东坡”。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派词人代表。汉族，眉州（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史书记载苏轼身长八尺三寸有余（186cm）苏轼为人豁达心胸宽广，宋高宗乾通六年，赠太师。苏轼是苏洵的长子，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二品），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昌化军（今海南儋州市）。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六岁。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年—1066年）、弟弟苏辙（1039年—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父子、兄弟、叔侄并称的著名例子不少，如汉末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合称“三曹”，三国后期的阮籍与其侄阮咸并称“大小阮”，西晋的陆机与其弟陆云并称“二陆”，潘岳与其侄潘尼并称“两潘”，明代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合称“三袁”，等等。就整体水平和社会影响而言，三苏父子无疑是最高的。在名垂青史的“唐宋八大家”(均为散文作家)中，他们一家就占了三位，实在是令人惊叹的奇迹。其中，苏轼的成就尤其惊人：在散文方面，他与北宋古文运动领导欧阳修并称“欧苏”；在诗歌方面，他与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并称“苏黄”；在词作方面，他开创了豪放派，与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并称“苏辛”。像苏轼这样在诗、词、文三方面都达到一流水平，作出巨大贡献的全能作家，在文学史上大概难以找到第二人。再加上他精于书法，被尊为“宋四家”之首(另三家为黄庭坚、米芾、蔡襄)，又擅长绘画，后人称其诗、词、文、书法、绘画“五绝”，真是千古一人，千古一人啊! 就是这样一位天才作家，其人生经历却充满坎坷，饱尝艰辛。 早在青少年时代，聪颖好学的苏轼便“奋厉有当世志”，具有报国安民的雄心。嘉礻右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其卓荦不群的才华而名震京师，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然而，就在此时，其母程氏病故，苏轼立即与父亲、弟弟回乡奔丧，并在家守丧两年。此后十年，苏轼又先后遭受丧妻、丧父之痛，仅仅当过三年多的凤翔府签判。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尽管苏轼主张革新政治，却力主渐进，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因而引起新党的不满。苏轼历任地方官，看到新法推行中的若干弊病，常常作诗讥讽，更激化了与新党的矛盾。元丰二年(1079)，新党中的投机政客以“谤讪新政”的罪名将他逮捕，企图将他置于死地，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经过多方营救(包括已经退隐的王安石的上书营救)，苏轼被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这是他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神宗死后，哲宗嗣位，高太后控制朝政，以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也被起用，先后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礼部尚书。旧党尽废新法，苏轼则有所保留，主张兼用所长，这又引起旧党的不满，他只好一再要求出任地方官。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早已变质的新党重新得势，苏轼连连遭到打击，先后被贬到惠州(今广东惠阳)、儋州(今海南儋县)，成为被放逐到天涯的孤臣。直到元符三年(1100)，他才受命由儋州渡海北返，次年便离开了人世，享年六十五岁。总之，苏轼的后半生一直处于新党与旧党斗争的夹缝之中，几起几落，饱经忧患。虽然他任地方官时有所作为，但却远远没能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抱负。晚年的他，更是境况凄凉，令人悲叹。 然而，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苏轼决非那种悲悲切切、顾影自怜的落魄者，而是一个豪迈洒脱、个性鲜明、开一代风气的大作家。确实，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苏轼尽管有失望，有牢骚，有悲愤，却始终在追求人生的价值和个性的张扬。这首先取决于他那高尚正直的人格，忧国忧民的精神，乐观开朗的胸襟，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而这一切，都倾注于他终身不怠的文学创作之中。 文学，抒发了苏轼的理想与壮志。例如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片写出猎的盛况，下片抒报国的豪情，“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尤为形象传神，令人振奋。又如那首更加脍炙人口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全篇气势磅礴，格调雄浑，撼人心魄，为宋词开创了全新的境界，被誉为“千古绝唱”。吟诵这壮美的词章，谁能想到苏轼已经被贬黄州，正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文学，挥洒着苏轼对生活的热爱。这里有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生动描写，如传诵极广的七绝《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里有对生活场景的信笔抒写，如七律《新城道中二首》(其一)：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雨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 这里有珍惜生命和一切美好事物的绵邈深情，如七绝《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这里还有他对生活哲理的独特发现。例如充满机趣的七绝《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寥寥二十八字，大处着笔，发人深省，远远高出那些具体描写庐山风貌的诗篇。“不识庐山真面目”一语，已化为妇孺皆知的熟语，具有久远的生命力。又如另一首七绝名作《惠崇春江晓景二首》(其一)：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明丽的画面上，动静相映，生意盎然。“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联想既出人意表，又深含物理与哲理，真是神来之笔。 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即使晚年贬谪岭南，处境艰危，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如《食荔枝二首》其二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轻松的笔调中，透出的是独立不倚的个性。 文学，浸透着苏轼感人至深的真情。这里有生死相依的兄弟之情，如《系御史台狱寄子由二首》(其一)云：“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有温馨难忘的朋友之情，如七律《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中云：“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有刻骨铭心的夫妻之情，如那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还有真挚纯洁的男女之情，如那首清丽婉约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文学，寄托了苏轼对美好人生的向往。最能代表这种向往的是那首极富浪漫色彩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全篇写得酣畅淋漓，摇曳多姿，结句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不仅是苏轼在苦恼人生中的真诚愿望，也是千百年来人们向往幸福的共同心声。 是的，文学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轼的精神家园，是其生命意义的集中体现。而苏轼本人，也已化作不朽的文学精灵——西蜀山水孕育的文学精灵，永远激励和指点着在人生的旅途上艰苦跋涉，在文学的峰峦间奋勇攀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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