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时期对外交史怎样的态度

乾隆皇帝时期对外交史怎样的态度

总体来说，乾隆时期的外交想法是好的，但是结果是糟糕的，具体解释，敬请参考：
　　1：一厢情愿的 ”三招维稳“
　　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给乾隆祝寿为名，派马戛尔尼勋爵率领近700人的庞大使团，航海近一年，于翌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了乾隆。大清君臣满以为这是“远夷慕化”，前来归顺效忠，不料这些“野蛮人”在国书中竟敢和天朝比肩，自称“兄弟和朋友”而不称“臣”，并且英使也不肯行三跪九叩大礼，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在中国开辟新贸易港口、租借岛屿、派遣常驻使节等。乾隆一口拒绝，让他们尽快回国。
　　这一年，乾隆已经82岁高龄。这个自诩文治武功超迈古今的“十全老人”，要说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技不如人，也不尽然，特别是当看到英船之高大，航行之迅捷，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时，他大为吃惊。打发使团离京后，乾隆连发谕旨，反复叮嘱手下官员要严防英国人报复：“今悉英吉利居西洋各国之首”，“较为强悍”，虽贡使眼见“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然而“不可不留心筹计，预为之防”。
　　那么，面对这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乾隆提出哪些“预为之防”的对策呢？
　　先看第一招“略施恩惠”。马戛尔尼航行到大运河途中时，乾隆派人送给他一匣奶饼以示怀柔。但根据雷打不动的中国礼仪，英使必须跪接、谢恩，至少须亲自到场领受。当时马戛尔尼正卧病在床，根据陪同官员松筠在奏章中的记载，“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于是马戛尔尼不得不“扶病至奴才舟中”，并且“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感激涕零。可事实上，马戛尔尼在当天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北京朝廷……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郑重其事地以一匣奶饼逼人扶病前来，还要人家奴颜婢膝感恩戴德，这种招数，哄哄大清臣民也就罢了，岂能哄得了久经平等自由理念熏陶的英国人？
　　再看第二招“武力恫吓”。使团到镇江时，清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实为示威演习）。可马戛尔尼却发现，清方城墙濒临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队伍的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已沿用了千年的冷兵器，就像伦敦展示古代战争兵器时所见到的那样。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因此，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反而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它的繁荣已经结束”，“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
　　至于第三招：“封锁消息、杜绝往来”，更属掩耳盗铃。马戛尔尼本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进而顺利达到外交目的。为此，他带来了杰出的学者和作品，如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带来了英国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最新的热气球、复滑车和天体运行仪，还带来了卫队，以便表演现代炮兵装备。这本来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然而，清廷却不屑一顾。福康安将军拒不观看英国卫队的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皇帝和大臣们“对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等等反应冷淡”，贪婪的太监抢走大水晶吊灯时还把派克透镜打碎了。天文学家痛心疾首：“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没人知道了！”他们愤而宣称：“除了被一个文明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是“康乾盛世”在一个“蛮夷”心中留下的印象。
　　清廷永远不会明白，倘若既没有综合实力作现实后盾，又没有体制活力作未来倚恃，所谓“维稳”绝招，不过是无本之木罢了。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除了战争，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让它睁眼看世界——换句话说，四十几年后的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王朝雪崩，已在此刻埋下了伏笔。
　　2：奢侈的接风宴：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
　　所以说，乾隆时期的外交总体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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